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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物小傳】潘際鑾，1927年生，焊接工程專家，中國科學院院士，曾任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、南昌大學校長（現為名譽校長）。早年保送進西南聯合大學就讀。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進入焊接領域，成為學科奠基人、國際級泰斗，為我國核電站、高鐵、航母等“國之重器”作出重要貢獻。2016年因騎自行車載夫人穿行清華園的照片成為“網紅”。  

一·槍法

十多歲時，潘際鑾被同學一致推舉，在集體教訓一位總欺負人的大個子時，負責迫不得已時的手槍射擊。因為他槍法最準。

對方“大約是三青團的小頭頭”，次日帶來兩顆手榴彈，放在學校宿舍床頭，以示不善罷甘休。

因為潘際鑾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，校方最后決定，不了了之。

二·奇遇

1937年，十歲小學生潘際鑾在九江讀五年級，六歲小女孩李世豫隨家人從南京逃難到九江，隨后就讀的那所小學，校門就在潘家對面。

然而，他們直到1950年，才在北京相識；直到1991年，才在回鄉懷舊中，得知當年僅隔一條馬路，而且李家當年住房，還是潘父代友管理出租的。

一貫嚴謹、不事張揚的潘老也不禁自嘆：“我與妻1950年方相識，50多年后才知道，十分稀奇。”

兩人上的小學，后又合并為同一所小學。2008年，“夫妻校友”同被邀請參加百年校慶。

2016年，85歲李世豫坐在89歲潘際鑾自行車后座，少女般張開雙臂穿行清華校園的照片，一下打動無數網友。人們跟帖留言：“又相信了愛情。”

三·網紅

與這張照片一起，一篇“九旬科學家科研成果價值千億無人知曉，每天騎自行車上班”的熱門文章，及一段在央視《朗讀者》節目朗讀《告全國民眾書》的視頻與采訪，讓潘際鑾迅速成為“一生只為一事只愛一人”的網紅。

一事，指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，一輩子一頭扎進焊接這一件事，成為學科奠基人、中國第一人、國際級泰斗，為航母、高鐵、核電站等眾多“國之重器”作出突出貢獻。

記者問：如果當年沒做焊接，會做什么？

他輕聲答：“國家需要什么，什么難，我就干什么。當時選擇焊接，也是這個考慮。”

四·硬骨

年屆九旬，他依然常去工地，繼續優化已經啃下來的“硬骨頭”——“全世界沒人做出來”的移動焊接機器人。

樓下一間實驗室墻上，掛著他寫給團隊的幾句話：知難而進，勇于攀登；團結合作，共同戰斗；只求貢獻，淡泊名利。

他說：“這就是我的觀點，這實際上是我一輩子所做的事情。”

平日里，儒雅，瀟灑，謙謙君子。專業上，愛啃“硬骨頭”，敢啃“硬骨頭”，只啃“硬骨頭”。選擇時，愛國、為國，將自己與國家需要緊緊綁在一起，什么難就干什么。

那個敢于持槍為同學出頭，且槍法最準、技術精湛的少年，九十多年始終從骨子里透出的一股勁，正是民族、國家百年精神的寫照。

五·大難

十歲小學生潘際鑾，生活在日機轟炸下。“飛機飛得很低，時常用機槍向人群掃射。有時三架，有時九架，有時二十七架，晝夜都來。”

家里特備小船（九江三馬路每年漲水季路上積水達一米多深，潘家一樓近半米深，潘父上班坐小船），警報響起便上船劃向空曠湖心。一次炸彈落在水里爆炸，湖水激烈動蕩，幾乎全家覆沒。

1938年，潘父下決心全家逃難，帶上飯鍋鋪蓋，用磚頭堵上家門，從此再沒回過。九江火車站滿是逃難的人，潘際鑾看著祖父從車廂窗口被塞進去。

1939年，全家走了三個月去昆明。在株洲，爬上一列運煤火車，正值下雨，便打著雨傘坐在煤上。日機來了，大家下車奔向田野，敵機機槍向下掃射。在衡陽，走在街上，日機來了，趕緊躲進人家屋檐下。住進旅社，日機又來，三樓直晃，祖父嚇得躲進桌下。

這時，潘際鑾和表哥又同時得了傷寒病，高燒昏迷不醒，“如何到桂林已不知，只感覺父親背著走”，到柳州高燒才退。

抵達昆明，為躲日機轟炸去了鄉下一所中學就讀，一路要翻三座山梁。有次翻山時天已黑，狼群嚎叫著出現在附近，“非常恐怖”。

更危險是有天大雨山陡路滑，為搶救被風刮跑的傘，潘際鑾和二哥一起掉進湍急的洪流。“我已經昏迷，但是還拉住二哥的手，沉浮好幾里往下游沖去。這時非常巧，有幾位農民拿著很長的竹竿，在河邊干活，看見兩個小孩子被沖了下來，趕緊用竹竿撈起，還送到幾里外的學校宿舍，幫我們換好衣服就走了。”

潘老感嘆：“我們那時很小，連謝謝都沒有說。那幾位農民憨厚樸實，品德高尚。他們救了我們的性命，我們不會忘記，但是不知道他們的姓名。”

六·書桌

顛沛流離，潘際鑾一度無法上學。家庭經濟困難，他去云南鄉下路邊一家易隆整車廠做臨時工，負責登記倉庫材料零件進出。有張桌子，潘際鑾把中學課本放在抽屜里。就這樣，自學了高中一二年級的書，覺得“讀書很有趣味”。

一夜突然槍聲大起，早上同事出去，見遠處死了一些人。原來是云南省主席龍云的三公子帶了車隊和武裝走私，被國民黨政府杜聿明部隊攔路截住，發生槍戰。

華北之大，云南之遠，都“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”。

七·活著

“我一生不求名不求利，只求貢獻。我給團隊題的詞也是這樣，淡泊名利，只求貢獻。有貢獻就行了。”

“多少萬我也不感興趣。這是人生觀的問題——求什么。我現在很興奮的，還是我研發的這個機器人在工程上越用越好。”

“我從小就這樣，和家庭教育有關系。父母從不鼓勵我奔當官、搞錢去，就是老老實實，解決實際問題。我父親一輩子勤勤懇懇，做過鐵路站長，有權利調動車子，很多人送錢，他一分錢不要。”

“我總覺得一個人，一輩子，活這么幾十年，做點對人類有意義的事情，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。我在活著的期間，做了一些對人類有益的事，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欣慰。如果我平平淡淡過去了，就關心拿了多少錢，做了多大官，我就不欣賞那個。”

“我中小學念了不到六年，都在逃難，中間還做小工，臨時工。大家說我從小就是學霸，我想了想，我們家兄弟姐妹五個，其實基本都這個類型。我分析，第一，父母的表現和影響。抗戰時，全家老小十口人，走到哪逃到哪，維持生活就很難了。但他們非常勤勞也非常正直。我父母從來沒跟我說，你好好念書將來要如何如何，就是說勤奮是很重要的。第二，我們家境很困難，沒飯吃，挖野菜。我們非常團結，都是大的帶小的。我跟哥哥漫山遍野去摘蘑菇，采竹筍，搞吃的。我每天下午去山上砍柴，背回家生火燒飯，新鮮樹枝燒得滿屋子都是煙。我十四歲從鄉下挑水果走很遠去賣，要走幾十公里，家里車費都出不起。這很辛苦啊，就體驗了人生的苦。那時就自覺地自己要學。”

“我不止一次看到日本飛機天天炸，飛得很低，制造恐怖，用機關槍看著地下的百姓掃射。這時要趕快散開，散開它一個一個更打不著……”

八·棒喝

兵荒馬亂中，潘際鑾以全省第一名，保送西南聯大。第一次期中考試，破天荒有門課不及格。

課上講的內容，明明都搞懂了，為什么？一研究，考了很多課堂外的內容。從此懂了，學習要有自主性，自己要去拓展、融匯、鉆研。于是每節課后去圖書館借很多書，結合老師講的，一個個專題鉆下去，鉆深鉆透。

“我大學念書念得很好，門門課考第一。中學小學也是。這是第一次考不及格，給我很重要的教育。原來在中學學習很死板，老師講什么學什么。這一棒子把我打醒了，要自己學，自己鉆研，‘師傅引進門，修行在自己’。就像現在我們談話這個辦公室，我把你從門引進來，這里頭的書，你自己去翻，你自己去學習，想學什么學什么。我后來在南昌大學當校長，也提倡這個。對當前的學生來講，都應該這樣。”

這是西南聯大真正給潘際鑾上的第一課。

九·泳姿

潘際鑾所讀的西南聯大工學院，老師們立志“即便在艱苦的條件下，也要達到抗戰前的水平”，要求特別嚴。

他說，全校各院都嚴，工學院是因為數學、物理特別難，常常三分之一不及格。及格了，才可接著選修力學、電工。再及格了，才可學機械設計。每一步都很嚴。

同時又很“寬”。“不及格的，可以重修再念一年，還可以轉系，雙方系主任同意就行。還可以暫時休學。學校實行學分制，一個學期最高可修32個學分，最少要修16個學分，根據你自己的學力去選擇。分層教學，教學制度是非常寬松的。但一旦選了，要求又非常嚴，不達標就不及格，再來又不及格，不念了你就走吧。”

潘際鑾感嘆：“西南聯大這個做法，既寬松，又嚴格，還自由，真正去發展學生不同特長。所以畢業生才3800多人，可是出了很多人才，而且各式各樣，不是一個模式。文學家，哲學家，科學家，工程師，自由得很，人盡其才。我有什么才能我就搞什么專業，哪個老師好我就跟哪一個，我想發展哪方面就可以去發展。”

他說，對西南聯大“我也就體會這個”。

后來1993年出任南昌大學校長，他著重發表過一個意見：“一個人上學念書，就像游泳一樣。用哪種姿勢，怎么游，什么速度，不必強求一律。只要能游到對岸，就行。”

十·茶館

1994年9月入學的南昌大學新生們，暑熱未消中聽說了兩件事：一，江西省政府把裝空調的錢省下來，給南昌大學師生們辦學用；二，校長潘際鑾去了學校周邊的臺球游戲室，實地查訪學生數量。

南昌，“四大火爐”城市之一，炎夏漫長。江西，新中國成立近半世紀一直處在“三無”窘境——無重點高校、無學部委員、無博士點，高教人才短板嚴重制約發展。

1993年，原江西大學和原江西工業大學合建南昌大學，“開創我國文理綜合性大學與工科大學合并先河”。省長吳官正和分管副省長黃懋衡“三顧”清華園，請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潘際鑾“出山”。紅土地窮，但咬牙支持。吳官正向外表態：“我不懂教育，一切問題聽潘校長的。”

潘際鑾狠抓學風。

“學分制”“淘汰制”“滾動競爭制”，三制聯動，動真格的：跟不上先試讀，再跟不上退學；公費可降自費，自費可升公費。

一石激浪。“從沒聽說進了大學還退學的。有家長反對，我說，怎么辦？吳官正跟我說了一句話：你要實現淘汰制，如果淘汰下來的，確實有困難，我給他安排工作。”潘際鑾感嘆，“我一聽就很好，他下了這個決心。后來學風是變了。在南昌大學做的工作有成效，跟他的思想有關系。能把南昌大學整頓出來，跟他的工作有關系。”

1996年，南昌大學一舉通過“211”預審。2002年，南昌大學成為江西省唯一一所“211”重點大學，從此告別半世紀“三無”。

同年，75歲的潘際鑾離任，成為名譽校長。

他為提升江西科研能力，一邊當校長一邊當導師帶教學生，明確告知對方：必須“默默無聞地干，自己去爭取課題，別指望在學校拿錢”。

在校學習時被錘煉過的學風，會變成走上崗位后工作時的作風。一位1994年入學的新生，工作20年后深深感悟：當年被潛移默化深植于心的那些理念——實干、勤懇、認真、拼搏……一路幫自己走了很遠。

時間在不斷證明潘際鑾當年的話：“抓投入不如抓學風，抓學風是最好的投入。”

上任伊始就去查看學校周邊的臺球室，是因為他腦海里深深記得：當年西南聯大學校周邊，茶館里滿是自覺看書的學生們，成為一景。“非常用功，不說話，就是看書。點一杯茶是給老板一點錢。西南聯大這個學風啊，還真是不容易。”

他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，也就在那時。

十一·歌聲

記者：您說當時老師們目的很明確，就是要讓國家強大起來。具體有什么事例？

潘際鑾：不是事例，是思想。念大學以前我很勤奮，這是肯定的。進了大學以后，人慢慢懂事了。當時我們國家可以說是存亡不定。我從江西逃出去，還能不能回來，不確定。當時腦子里想的就是不要亡國，所以勤奮念書。目的呢，希望救國，希望抗日。畢業以后就是怎么為國家服務，需要什么我干什么。

我老說，那時候唱的兩首歌，代表我們的思想。第一首叫《松花江上》，第二首叫《畢業歌》（潘老唱了起來）。大學期間，可以說一種愛國、抗日救亡的思想，成為學習目的。后來，勤奮也有這個成分，自覺了。

你想一想，在昆明，我們都是難民。我們逃到昆明以后，日本人打到貴州，快要到昆明的時候，我們逃到滇西去了。然后日本人又打到緬甸，打到騰沖，我們又從滇西跑回昆明，還準備日本人萬一打到云南，我們到西昌去。就是這樣一種生活。也可以說，對我們是一種無形的教育。愛國的教育是無形的，你沒有國家還有什么，你還能干什么，還能回家嗎？談不上。

記者：如果不學焊接，您可能會是什么專業？

潘際鑾：我是學機械的。不學焊接，我也會找一個非常有用的專業。當時中國最缺的是焊接，沒人懂。機床有人懂，刀具有人懂，機械加工都有人懂，中國老的工業都有。唯獨焊接，中國老工業沒有，可以說一無所知。1950年我從清華被選派去哈爾濱學習，蘇聯派的導師是焊接權威，我翻了翻他的著作，覺得很有興趣，就報了他的名。

十二·焊工

剛開始，連他太太都誤以為：焊接只是“焊焊洋鐵壺的活”。

一手創辦清華大學乃至全國第一個焊接專業時，潘際鑾在校報《新清華》特地登過一段話：“焊接是一門新興的先進技術，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發展的標志。焊接能節省原材料，堅固美觀，簡化工序，并能改善勞動條件。世界上約有一半的鋼材需要焊接才能成為可用的產品，一輛轎車約有7000個焊點，一架飛機約有25萬個焊點和250米焊縫，一個焊接的鍋爐要比鉚接的鍋爐節省金屬25%。想一想，焊接是多么重要而有意義的工作啊！”

記者念給他聽，他一擺手說“記得”：“當時學生不愿意念焊接，我就寫了這段話。現在不光轎車飛機了，焊接要求也更高了。1987年我去做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焊接，一點都不能有漏洞，而且厚度很大、鋼材很大，都是非常難焊的。高鐵的鋼軌，要一點縫都沒有，必須磨平、磨得很光，全國最后焊了66萬處接頭，一個問題都沒出。航母，那么大一個東西，全是鋼板焊接起來……”

細看他沖過的一個個難關——從萬噸水壓機，到我國第一臺真空電子束焊機，再到第一個汽輪機大型拼焊轉子工程，再到高鐵、航母、核電站等——會看出一種“潘際鑾模式”：總是任務十分艱巨，甚至有點超前；又總能成功破解，且都是原始創新。

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原始創新方法論？

他還是強調：“最重要的，還是在于指導思想。”

當年做水壓機，高壓容器壓力很大，鋼板厚度需達200毫米，中國當時根本無法生產。“北京市委書記找我，說怎么辦？我說我給你想辦法。做不出這么厚的，我就拿現有鋼板一層層包起來，8毫米的鋼板包20多層。包一層，焊一層，最后做成了，也是一次國內首創。”潘際鑾清晰地說，“辦法總比困難多，關鍵看指導思想。我的思想就是：國家需要什么，什么難，我就干什么。不難我不干；難，我給你想辦法干。工作不難，干了沒意思。工作沒用，國家不需要，干了也沒意思。所以我給團隊題詞‘知難而進，勇于攀登’，難題我才去，還得攀得上。錦上添花我不干。干一個人家沒有干過的，我才興奮。難度有了以后，再去想辦法，這是我的思路。否則，興趣也沒有了，創造力也出不來。”

這可能恰恰是原始創新最需要的一種狀態。

這也是這位九旬老人生命之樹長青的秘訣。“我覺得我沒有什么了不起。大家宣傳很多，我還是實實在在，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——移動焊接機器人。它每一個應用、發展，我都感興趣。可以說，我的生命是我的興趣和我的成果支持的。我現在不感覺到寂寞，不感覺到無聊，因為我還有那個志向。如果我的機器走上世界，全世界知名，那是我最大的愿望。長壽的秘訣就是終身有個追求的目標，我還在追求我的目標。這個機器人還在初期，我希望將來有一天，全世界最知名的移動焊接機器人是我的機器人。”

十三·蜘蛛

做移動焊接機器人，起于潘際鑾一個心愿。

他很注重工程實際，經常走訪工地，常見焊工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焊接。爬得很高，很危險。高溫下，光線強，煙塵厲害，不少人到四五十歲就有職業病。他覺得應該解決這個問題，想了很多辦法。大約20年前，他就形成了“一邊移動一邊焊”的移動焊接機器人設想。

但是，“爬行的東西非常復雜。為什么說是‘硬骨頭’？要焊接的工程往往很大，這個機器人要在三維空間里頭能爬，像蜘蛛一樣墻上能走，天花板上倒著也能走。不掉下來就很難，還要能動，還要我能控制它，還要按照我的需求，焊縫在哪兒它要走到哪兒，最后還要成功焊接……這幾個難關都非常非常難。”

潘際鑾花了20年，先做出了爬行機，做到能不掉下來，再讓它能動，然后是跟蹤到焊縫那去，“最后做出來了”。此時，他已從清華大學到南昌大學再回到清華大學。

成功申請美國專利后，就此擱置。直到有位博士生看中，想方設法成立公司，產業化生產已數年。潘際鑾說：“現在應用得非常好。許多重大工程都想用，因為在世界上是唯一的。中關村論壇評選最先進的制造技術，國內外兩千多個選100個最好的，我的就進了百強。這個‘硬骨頭’，我算是啃下來了。”

他介紹說：相比掃地的、端盤子的“服務型機器人”，“工業機器人”解決的是工程問題，全世界長期只有固定式，如汽車工廠里那些來回動的機械手臂，這個“蜘蛛”是第一個移動式工業機器人。

“我看到迫切性，找一個焊工非常困難，大型結構往往要在野外作業，而且無論寒暑。”

在他看來，科研工作的導向很重要。

十四·導向

他搞研究堅持抓實際問題。

秦山核電站本來焊得差不多了，外國專家參觀，一看，寫信給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。李先念轉給總理，總理轉給副總理李鵬。李鵬一看是焊接問題，就把潘際鑾找去中南海，請他和核工業部部長實地查看。

“我是做焊接的，合格不合格，一看就知道。”潘際鑾跟部長說，馬上停工。

整個工地上千工人就此停了一年。所有焊接按他的規定重新做實驗評定，合格才能上，一舉解決問題。

做移動焊接機器人，也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。“要解決大量工人的辛苦勞動，要解決國家需要攻克的難點，這就是我原始的思想。別人要有這個思想，也可以做這個。但人的觀念是不一樣的。所以我20年前就呼吁，不要唯論文，要真正把研究工作做到解決問題，尤其是解決國家需要的重大實際問題。”

在他看來，原始創新最需要的，“是人的觀念，是導向”。

“我作為一個搞工程的人，作為一個教授，一直非常反對搞工程的人不搞工程，去‘唯論文’。像核電站返工、移動焊接機器人這種工作，我一篇論文也沒有寫。中央提出破除‘四唯’，這確實是中國教育界科技界一個重大問題。”潘際鑾誠摯地說，“為什么外國人科學技術進步得那么快，特別是德國，做得那么好？科研工作密切解決實際問題。我大學畢業以后到清華當老師，所有工作都是工程，論文發表得很少。但中科院一看我那么多成績，就選我當院士。我還不知道，學校科研處長到我家，說你當選學部委員。我說好好好，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后來改成院士，關注度越來越高。我關心工作本身，我們搞科學技術、搞工程，必須解決國家重大問題。我今年90多歲，60多年工作都是這個思路。這是我到現在一直關心呼吁的。為什么德國人能出來、美國人能出來？人家也搞理論工作，但科技上大量的人與投入，目的是解決國家的急需。我花20年做了好多類型的爬行機，怎么能爬、不掉下來，寫論文是寫不出來的。但這能把工人替換下來，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事。如果當初追求論文，我不干這個事。我現在很興奮的，還是要想辦法把這個‘中國蜘蛛’走向世界，讓外國人一看，哎喲，他們沒有的。”

十五·“科”“教”

1977年，鄧小平指示開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，明確要求“要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，不打棍子，不戴帽子，不是行政人員，在自然科學領域有才華的教學人員”參加。

吳文俊、鄒承魯、周培源、蘇步青等數十位知名專家學者受邀，50歲的潘際鑾，是其中最年輕的“小字輩”之一。

記者：您當時知道小平同志這個邀請標準嗎？

潘際鑾：不知道，叫我去我就去了。對我來講，他們都是老教授，七八十歲、八九十歲。我為什么會參加呢？我后來回想了一下，就是因為我反對“四人幫”。在清華我是最抵制的，被他們當作“頭號敵人”，“四人幫”一伙在清華說這個這么干那個那么干，我不聽。我按照教育該怎么做我還怎么做，所以最后認為我“最反動”。

記者：座談會五天，據說“全是即興的自由發言”，是這樣嗎？

潘際鑾：是這樣，確實是即興的。大家之前憋了一肚子氣。“四人幫”一粉碎，小平一出來，一講話以后，哎呀那些老教授，真是講得停不下來。我還沒有他們講得多，有的差不多講了一個鐘頭。

記者：您覺得，在恢復高考這樣的具體決策之外，小平同志在戰略層面上，從這次會議聽取到了什么？

潘際鑾：“四人幫”說我們中國的高等教育，從1949年以后的17年，都是資產階級教育，是反動的；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反動的，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，不是屬于我們工人階級的。這把整個高等教育跟學校，全部壓死了。當時小平同志說，中國的高等教育17年來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教育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。

記者：這是他在會上講的？

潘際鑾：在會上講的。這兩個論斷，一個把高等學校解放了，一個把知識分子解放了。恢復高考的決策當然也很重要，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。但我覺得這兩個論斷更重要，是那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獲。

記者：40多年過去了，在您看來，今天的“原始創新”，需要教育怎樣進一步起作用？

潘際鑾：首先要防止教育制度的固化。如果整個國家的教育，一直只有一種指揮棒；小孩還沒出生，就已經被指揮，那會是最大的毛病。我就呼吁這個，但這個確實很難辦。現在從小學生開始，家長都陪著念書。這有種種原因。但其實學習的關鍵是內驅動力，核心是自覺。要盡力去引導培養他自己學的動機和動力，學得開心，學得興奮。原始創新這一批人，學習一定要真正有興趣。

另外，人才不一樣，教育要根據個人的特點。我老講像游泳一樣游到對岸去，姿勢可以不一樣，快慢可以不一樣，因為人不一樣啊。有人耐力好，有人爆發力強，有人擅長蛙式，有人喜歡自由式，但都可以游過去成才，也才會有不同方面需要的各種人才。強國時代需要更多這種教育，才會有更強大的原始創新。

記者：您會怎么寄語強國一代？

潘際鑾：相比別的創新，原始創新特別需要一真正有興趣、二自己有愿望，這兩者要結合起來。如果我們的青少年，像集體坐在一條道的軌道車上，跳不出來，那很難的。要根據時代的需求，模式多樣，適己發展。第一個，我希望他們打好基礎，理論的基礎，實際的基礎。第二個，將來長大了，要敢于思考、知難而進、勇于攀登。學什么都注意學到真本事，物理也好，數學也好，化學也好，真正把它搞懂。至于分數多高，那是次要的，不要只去追求那些東西，要真正把技術消化了。

我小時候沒有機會像今天孩子們這樣念書，但我很注意真正把它搞懂。我記得我打工的時候，我看那個書，物理教材，看完了以后我好感興趣，噢原來是這么回事，我就往下看，越看越有興趣。包括現在，我還是對機器人感興趣，這就是我的生命力，我生命的意義。我非常感謝博清科技的科技人員，把它產業化，非常出色地用于我國重大工程，實現了我的夢想和目標。我是把它當作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的目標，為焊接工人減輕辛苦勞動而努力奮斗一生的。

十六·本色

采訪結束下樓，他一如“神仙眷侶”傳說所言，開著那輛小電動車，載著夫人李世豫（之前陪他到辦公室并一直陪著），在清華校園熟稔地迎風前行，至拐彎處，一轉不見，瀟灑得很。

原文鏈接：https://web.shobserver.com/staticsg/res/html/web/newsDetail.html?id=435871

編    輯：鄒亞玲

責任編輯：劉  慧